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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第2页）

有些在中国的基督徒称中国政体是&ldo;综合恐怖、荣宠与德性之政策&rdo;，孟氏不表同意，他认为，&ldo;必须以刑罚处决之人，何荣宠之有?&rdo;他根据雍正杀害教士之例来证明这一论点，将中国视为专制主义的一类。

严复并不是反对孟氏的归类，而是反对他的归类法。

他表示，在中国&ldo;夫礼所以待君子，而刑所以威小人&rdo;，在西方也存&ldo;荣宠恐怖，鞭笞□扑&rdo;，故恐怖并不独以中国为最。

另一方面，&ldo;德性&rdo;在中西方也都存在。

&ldo;然则孟氏此书，所谓专制，苟自其名以求之，固无此国。

而自其实，则一切之君主，微民权之既伸，皆此物也。

幸而戴仁君，则有道之立宪也，不幸而遇中主，皆可为无道之专制。

其专制也，君主之制，本可专也;其立宪也，君主之仁，乐有宪也，此不必其为两世也。

&rdo;[66]因此，在君主制下，究竟是实行专制，还是施行开明，完全是依统治者的意愿而定。

而这两种情形都与君主制相联。

据此，严复不同意孟德斯鸠有关政体三分法的意见，他认为只有两种，即君主制和民主制。

他说：&ldo;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

&rdo;[67]专制主义是君主制下的必然产物;民众意志的真正体现有赖于法律的保障。

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后者是统治者必须服从于宪法。

在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方，必有可能出现专制主义的暴政。

中、西方政体的不同不是两者之间是否存有法律的问题，而是法定权力操在谁的手里的问题。

在古代中国，&ldo;夫法度之朝无论已，上有宵衣旰食之君，下有俯思待旦之臣，所日孳孳者，皆先朝之成宪。

其异于孟氏此篇所言者超乎远矣!……故使如孟氏之界说，然有恒旧立之法度，而即为立宪，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者。

&rdo;[68]事实上，在立法已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由于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制自然不可能得以实施。

严复对孟德斯鸿的&ldo;地理环境决定论&rdo;提出了批评。

孟氏强调亚洲没有温带，位于气候非常寒冷的地区与气候非常温暖的地区是直接连结在一起的，这些地区包括土耳其、波斯、蒙古、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根据这一&ldo;事实&rdo;，他得出结论说，在这些国家存在强弱之间的相互对立，勇敢和好动的人民与懒惰、懦弱的人民相比邻，因而弱者不可避免地要为强者所征服，这就必然导致一种奴性。

而在温暖的欧洲，&ldo;人民相交往来，平等互待&rdo;。

严复对孟氏的观点提出批评，从事实来看，中国决不是无温带区，即使在世界其它温带区，也存未开化的事实;如果说亚洲的专制帝国之兴起，是因土地广垠，无山林之阻，亦属不当;德国位于中欧平原，昔日为各大公国组成，它的统一是近代以后的事，德国的统一与其说是地理条件在发生作用，不如说它更多地应归功于斯达因（ste）和向豪（s插rnhorst）的立宪制法之举。

从理论上说，严复更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

论二种之强弱，天时、地利、人为三者皆有一因之用，不宜置而漏之也。

[69]

夫宗教、哲学、文章、术艺皆于人心有至灵至效。

使欧民无希腊以导其先，罗马以继其后，又不得那、回诸教讳于其问，吾未见其能有今日也。

是故亚洲今日诸种，如支那，如印度，尚不至遂为异种所克灭者，亦以数千年教化，有影响果效之言。

[70]严复对文化的重视，这在《社会通诠》的案语中，更是阐释无遗。

他对社会进化论已是先入为见，自然不会同意孟氏的静态的自然决定论。

但更为重要的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无法说服自己，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或气候、或地理，注定要羁系在社会政治进化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