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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马幼渔（第2页）

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

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

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做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

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

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做无原则的迁就。

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

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

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

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

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

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做纪念。

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

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

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

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

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

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

——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

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

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

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

，他还能听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