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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创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约束的──书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学者可能被监禁，异议者可能被打断脊椎，那么这个社会的总体创造力必定是败絮其中的。

在其中，社会共识不会来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发意志，而来自从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的恐吓和操纵，&ldo;生命共同体&rdo;的情感不易产生，共同承担未来的公民意识也难以发展。

使互不相干的陌生人成为&ldo;同胞&rdo;，使&ldo;同胞&rdo;彼此扶持，相互承担，政治强权是做不到的。

文化，才是公民社会的基础。

文化就是唱歌跳舞?

如果文化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那么文化政策在政府的运作中又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你问一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他一定倒背如流。

如果追问他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交通政策、治安政策甚至卫生政策、医疗政策、儿童福利政策，他也可能从容应答，因为他的幕僚让他事前做过功课。

可是如果请他谈他的文化政策呢?

他多半会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很可能不知所云。

文化在政治中被边缘化，让我想到在台北市府为文化争取预算的经验。

每年5月间，市府内部要开始编列下一年度的预算，所有的局处首长坐立不安：经济不景气，市府税收减少，预算要裁减。

那么，该裁减谁的呢?凹凸不平的人行道是否可以不修?老人年金是否可以少发?警察的防弹衣装备是否可以不买?消防车是否坏了不补?医院是否可以减少护士?劳工失业救济是否停发?防洪堤防是否破了不修?

财政局长、主计处长像判官一样尽量保持面无表情，怕伤了同仁感情;各局处首长则个个面色凝重，如临大敌，用尽力气去争取、保护自己那一块的预算。

有一年，当社会福利预算被缩减时，社会局长当场痛哭失声。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心里想着但隐忍不发的想法：

&ldo;龙局长，经济不景气，唱歌跳舞少一点，应该没关系吧?&rdo;

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经济紧缩时，第一个被刀砍的预算就是文化―――因为，在一般人的认知里，文化不过是余兴消遣，不过是有钱有闲之余的奢侈品。

候选人不把它放在眼里，媒体不去追究，选民也轻松以对。

坐在紧张凝重的府内预算会议里，我看着手上的预算草书：

台北市的文化局预算是工务局的十六分之一，教育局的四十八分之一，市府总预算的百分之零点八。

你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余兴和奢侈品。

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人们，嘿，文化是民生必须，是国家大计。

要怎么说，才能说服你的同僚：我们的生活内容，尤其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完全被文化政策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