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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第3页）

但是公众却认为我是个悠闲人，因而就抓住我来做事，政府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

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做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

我特别乐意担任州议员这个职位，因为我厌倦了孤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的处境了。

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多么的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解闷。

而做了州议员就不同了，我认为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的话未免有点虚伪，这些社会地位对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确实感到很光荣，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自发称赞，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钓誉得来的。

治安法官我试着做了一下，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这个工作仅凭我那点肤浅的习惯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渐渐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务。

每年我都当选州议会，连任10年之久。

我从不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

在做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17５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说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了一个要实现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

他说：“因为我去向人们募捐，人们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

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让我觉得非常有益。

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把这计划解释给人们听，劝他们捐款支持这一计划。

不过在向人们募捐之前，我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的一步。

后来人们捐款比开始踊跃多了。

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议会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间的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就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就这样行动了。

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说这样的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样的计划。

和他们观点正相反，我倒认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已经募到了2000多镑的捐款。

可他们还是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

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一些津贴，州议会允许我这样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否决掉。

我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当作一个条件提出来即：“当这一议案被州议会通过时，捐款人应组成一个社团，选出理事和司库，将募集起来的两千镑的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对穷苦病人提供食物、看护、诊治和医药所用）并向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的证明，州议长依法签字并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司库2000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了这议案。

后来，在向人们募捐的时候，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这样人们就更乐于捐助了，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

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的总数没多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的数目，我们提出获得政府津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接受了，这就帮助我们提早实现了这一计划。

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医院对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旺。

在我毕生的政治计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记忆，在当时能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者事后回想时，我也能原谅我曾经耍过的一个小小计谋。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的很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且直，纵横交错，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面已经坏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就把路面碾得泥泞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里尘土飞扬，让人难以忍受。

我曾经一度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居住，当我看到市民们不得不在跋涉在污泥中购买食物时，颇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