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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译本序（第5页）

（三）对妨碍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实现的德国社会进行谴责和抗议

恩格斯在谈到青年歌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

尽管恩格斯只举了歌德的《葛兹·封·伯里欣根》和席勒的《强盗》作例子，但《维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部渗透着叛逆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只不过它叛逆反抗的性质和方式与前两者不同罢了。

这就是说，维特不只是个觉醒者，也是个叛逆者；他虽不能像葛兹和卡尔·穆尔似的拿起武器来与社会抗争，却在广泛的精神领域里对社会发起了挑战。

与迂腐顽固的贵族男女和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相比，维特是一个新型的人，有着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价值观：贵族阶级的尊荣，资产阶级的金钱，公使秘书的前程，统统为他所鄙弃；他所一心向往的只是“自然”

。

他蔑视社会中既成的上下关系，对他的上司公使不肯俯首贴耳，在贵族阶级面前毫无一般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之态；他蔑视社会的法律准则，公开为犯了罪的青年长工辩护；他蔑视社会的礼教规范，在绿蒂婚后仍执意爱着她；他蔑视公认的宗教信条，不承认天父和人——自然和自然之子之间存在一位所谓的救世主耶稣，甚至认为宗教信仰只是“虚弱者的手杖”

，并非人人必需；最后，他明知自杀是一种“叛教”

行为，却偏偏在圣诞节前夕自杀身死……等等这些，都是维特对妨碍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的反抗和叛逆。

卢卡契认为：“维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在理想这类问题上不肯做任何折中妥协。

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赋予他的死一种美丽的光辉；就是这种光辉，今天仍构成此书永不凋谢的魅力。”

卢卡契还认为，维特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死，是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们为了同一理想而慷慨就义一样悲壮。

笔者觉得，卢卡契对维特自杀的意义似嫌估计过高，因为自杀本身毕竟是一种有悖自然的消极行为，在今天的读者眼中已不能、也不应构成《维特》一书“永不凋谢的魅力”

；构成这种魅力的，应该说是维特所追求的全面自由地发展人的一切潜能这一理想本身。

但另一方面，笔者也不赞成把维特的厌世轻生简单地斥为“病态”

“颓废”

等等；因为，正如哈姆莱特的装疯和贾宝玉的出家一样，维特的自杀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反抗行为。

《维特》的艺术特色

作品的思想内容决定作品的艺术形式；但只有有了恰当的形式，内容才能得到充分表现。

《维特》这部作品的成功，证明了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

论内容，《维特》既无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无离奇曲折的情节，写的多半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思考和反应；论格调，《维特》重在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抒写他的情感——或欢欣陶醉，或苦闷不满，或憧憬追求，或愤懑绝望，主观色彩是较重的。

这样的内容和格调，显然既不宜于采用擅长表现外部动作和冲突的戏剧与传统小说的写法，也不宜于采用以抒写内心情感见长、但却无法描写琐碎的生活现象的抒情诗形式。

青年歌德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的写法，让主人公像对自己的知心朋友一样，把他的经历见闻和思想情感直接诉诸读者，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

歌德把主人公维特致友人威廉和绿蒂的近百封书信以及日记片断巧妙地编排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在书前冠以“编者”

的引言，中间穿插进若干条注脚，结尾再添上一大段《编者致读者》，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信中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针砭时弊、大发议论，但都声情毕肖，各尽其妙，读着读着，我们仿佛就变成了收信者，眼前出现了主人公的音容笑貌，耳际听见了他的涕泣悲叹，思想感情不由得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信中，维特有时冷静地直接进行自我解剖，比如关于他那颗“心”

，他就告诉我们它如何“时时地战栗着”

，如何“变化莫测，反复无常”

；他如何“把它当成个病孩儿似的迁就，对它有求必应”

，他毫不讳言，他的心“是软弱的，很软弱的”

，他自己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这颗心；但尽管如此，他却视它为自己“惟一的骄傲”

。

通过这样的自白，我们已经知道了主人公是个何等多愁善感、心高气傲的青年，预感到了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这敏感而脆弱的心是难免破碎的。

但更经常地，歌德是让主人公把自己心中热烈的情感尽量倾泻于读者面前。

如在1771年5月10日的信中，他一开始便欢呼：“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了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