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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第3页）

（资料来源同上到那时，长江还是一条流动的大江吗？长江口还有多少水量可以奔流入海？

城无远虑，必有近忧。

苏州河啊黄浦江，上海的过程、上海的光耀及危机，都由这两条河如镜子一般映照着。

上海啊，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当接近辉煌时，你要看到水危机的阴影。

每一次，当我回到故乡在崇明岛西端望长江奔涌而来时，那浪花、涛声总会和我血管中的流动，互为呼应一起海科。

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难道不就是黄河、长江细小而又神奇的支流？沿着这些支流上溯，不就是生命的源头？所谓终极猜想似乎找到答案了：我从大山水中来，我回大山水中去。

于是会有惊愕如闪电一般在思绪中划过：假如江河不再流动、不再自由地流动、不再洁净地流动，大地与生命会不会荒芜、污染？因而，这又引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高坝大库何时了？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先回想2003年的中国水事。

依笔者之见，最值得一记的应是渭河水患，以及之后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反思。

2003年的渭河洪水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寻常洪水，渭河两岸的农民以及水利部门本来并不以为有多么大不了，但结果却是如此可怕：一场普通的洪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渭河大洪灾。

其具体数据如下：陕西全省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

万事万物，有“果”

必有“因”

，既然“因”

不在，至少不全在这一场三五年一遇的洪水，那么如此严重的后果又究竟因何而生？渭河两岸的农民会告诉你：“全是三门峡大坝闹的。”

他们中岁数大一点的长者还会进而问访问者：“你知道黄万里吗？那么多专家、教授，就他敢反对修这个大坝！”

2003年的渭河洪水，把一直掩盖着的三门峡工程最后的说辞撕碎了。

笔者不能不再一次追溯历史，把事实说出来以大山水的名义。

据《华商报》报道，2003年10月，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率队考察渭河水灾后，在郑州会议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的效益，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

―在笔者的记忆中，这是水利部主事者第一次公开地、比较明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三门峡水库。

接着，又有了11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被不少人推为中国水利界泰斗级人物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和前水利部长钱正英联名发出的呼吁：三门峡水库应立即停止蓄水，放弃发电。

2003年11月17日的《报刊文摘》又以“渭河流域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张光斗建议放弃三门峡水库”

为题报道说：“据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

张光斗说：当时我是不赞成的，但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

三门峡水库的历史，真是迷云重重了。

到底谁是反对这一工程的？为什么张光斗先生与黄万里先生的说法南辕北辙？原来，三门峡工程及与之相关联的人物极端迥异的命运，所折射出来的是关乎国家命脉、民族兴衰、子孙福祉的江河命运、水利思路，以及在这过程中参与其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

其实，张光斗先生早在1992年1月8日的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三峡工程座谈会上，便有如下说法了：“对中外历史经验，必须分析研究，虽然很值得借鉴，但切忌生搬硬套。

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冬不麥序。

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

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

翠呼印旱尽乎等寧亭乎冬亨印，寧感早冬寧；？（资料来源：黄万里先生提供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经济》第10期，1992年1月8日。

着重号系黄万里所加）

在这期简报上，黄万里先生在“少数人不赞成”

这一句下批注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并非少数人不赞成。”

在“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

一句下，黄万里又批注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最后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

并改修低现。

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非张光斗一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