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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两仗下来，红毛军只剩不足六千人!

邓小平最先对中央的方针提出怀疑。

12月12日，他总结了四把、长安两仗的经验教训后说：&ot;桂林是广西军阀经营多年的城市，周围驻军数倍于我，我看桂林是不能订了。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做一些工作。

&ot;邓小平像毛泽东一样，此时也是&ot;孤臣&ot;，大音稀声。

他的意见被否决，仍坚持原定攻打桂林的计划。

会议同时决定，由五十五团政治委员黄一平率数人化装潜入桂林做内应。

这几个内应后来去向不得而知。

红七军根本没有接近过桂林城。

半个月后，七军在强攻武冈时再次受阻，伤亡五百多名。

此时，红毛军已不足五千人，严冬季节，多数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

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行动路线，准备攻占敌人兵力薄弱的全州县城。

1931年1月2日，（请注意：此时距瞿秋白下台只有五天了，而红七军尚不知李立三下台的消息）红毛军进抵全州，城内守军弃城而逃。

在全州休整期间，广大基层指战员对攻打柳州、桂林等大中城市的指示都深表怀疑，议论纷纷。

在邓小平坚持下，七军前委会认清了攻打柳州、桂林已无可能，决定先到湖南江华一带休整一段，再向广东北江发展。

邓拔奇一看大局已定，回上海复命去了。

1月23日，红毛车进到湖南宜章迳口村，与当地组织取得了联系。

此时，红毛军只剩下三千余人!

军史载：&ot;2月1日，红毛军转移到广东乳源县梅花村。

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ot;红毛军军长张云逸等在棉花坛会见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时，了解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已经停止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

&ot;中央的直接指示信还没有送达!

此后，红毛军又几经转战，于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

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

1931年4月，因为顾顺章的叛变，中央的正常工作基本上停止了。

从此以后，中央机关的活动范围被迫一缩再缩。

有时想发一份指示，几天都联系不上一个交通员。

蒋介石到南昌布置第三次&ot;围剿&ot;中央苏区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执意去见一个和他相好的妓女。

一夜风流的代价是毁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向忠发被敌人逮捕，被捕第三天就叛变了，旋即被杀。

从此，在上海的几名政治局委员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相互来往，更别说领导全党工作了。

这就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状况。

不恭敬地说，可以叫做惨不忍睹。

7月4日，苏区中央局由龙冈南迁。

这一天，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在马首上开了个短会。

项英说：&ot;敌人来势凶猛，听说蒋介石也在南昌，他的嫡系部队又全来了。

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在根据地作战，一是转移到别处再开辟新根据地。

&ot;任弼时道：&ot;中央没有这种指示。

我们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在哪里?上次来敌二十万，我们不是用十五天就把他们打败了吗?&ot;王稼样接道：&ot;泽东同志打仗有一套，这次蒋介石也未必能拣到便宜。

我看要立即发个通知，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必胜信念&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