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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80年代末，我尝试使用文学来表达我对传统文化症结的认识与发现。

我采用辫子、小脚和阴阳八卦，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指封建文化的顽根性、自我束缚力和封闭性自我循环的文化黑箱的一种意象来写。

我之所以没有像鲁迅那样把这些文化特征转变一种人物性格，是因为，只要我往这方面一想，马上就觉得自己成了鲁迅的仿制品。

能被人模仿是杰出的，叫人无法模仿才是一种伟大和独有的创造。

写到这里，即刻停笔，真怕我也把我敬重的人神化。

终结&ot;文革&ot;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ot;文革&ot;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ot;文革&ot;崩溃的二十周年。

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

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

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

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ot;文革&ot;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画上了终结的句号。

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ot;文革&ot;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cháo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ot;文革&ot;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

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ot;记录&039;文革&039;&ot;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ot;文革&ot;已是一个历史概念。

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

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

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

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

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ot;文革&ot;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ot;文革&ot;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ot;文革&ot;印象和看法的短语。

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

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原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

尽管我说过：&ot;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ot;，我还说过&ot;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ot;；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

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