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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这些说法也许荒唐之极，但是可以想见，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却是相当巨大。

在任何讨论国安局情报泄露事件的电视节目中，无一例外都会有人断言，中国现已通过斯诺登掌握了美国大部分敏感的机密文件，而对此也无人站出来予以驳斥。

《纽约客》赫赫然登出的大标题就是&ldo;中国何以对斯诺登放行&rdo;，文中这样写道：&ldo;他几乎不再具有任何价值。

《纽约时报》援引情报专家的观点称，他们相信中国政府&lso;已经设法拿到了斯诺登称自己随身带往香港的4台笔记本电脑中的内容&rso;。

&rdo;

对挑战政治权力的任何人的人格品行进行妖魔化处理，这是美国政府、包括媒体长期以来惯用的伎俩。

在此方面首个最突出的实例非丹尼尔&iddot;艾尔斯伯格莫属，作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他所遭受的境遇让人闻之变色，甚至有特工闯入他的心理医生诊所，盗取艾尔斯伯格的个人档案，暗中调查他的性史。

尽管这种手段荒唐至极，那么缘何要将他令人尴尬的私人信息公之于世，来作为对他揭露欺上瞒下的政府的回击呢？艾尔斯伯格清楚地明白这一点：谁都不想和身败名裂或是名誉扫地之徒产生任何瓜葛。

同样的伎俩也曾用在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iddot;阿桑奇身上，他因在瑞典性侵两位女子遭到指控而声名狼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攻击阿桑奇的报纸恰巧还曾与他合作过，并从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事件中泄密的美军士兵切尔西&iddot;曼宁那里受益颇丰。

当《纽约时报》发表了它所谓的&ldo;伊拉克战争记录&rdo;时，其中涉及了详细记录战争期间美军及其盟军滥杀无辜暴行的成千上万份保密文件，这篇报道位于头版重要位置，爆料内容本身也分量不俗，系出自主战派记者约翰&iddot;伯恩斯（johnburns）之手，目的不外乎是将阿桑奇打成异类、怪胎、妄想偏执狂，而根本没有尊重事实的本来面目。

他笔下的阿桑奇经常&ldo;用假名登记入住酒店，染发变装，为了安全通常睡沙发或地板，而不敢躺在床上休息，使用现金而不用信用卡，以免遭人追踪，因此隔三岔五还得向朋友借钱&rdo;。

文中称他&ldo;举止古怪、独断专行&rdo;且沉溺于&ldo;夸大妄想&rdo;，还说有人诋毁他&ldo;与美国政府有深仇大恨&rdo;。

除此之外，在对他的心理分析方面又添一笔，文章援引一位维基解密心怀不满的志愿者的观点，认为&ldo;他的精神不大正常&rdo;。

给阿桑奇贴上疯狂和妄想的标签，又是美国政治话语的惯用把戏，也是《纽约时报》寻常伎俩。

在一篇文章中，当时的《纽约时报》主编比尔&iddot;凯勒引用了该报记者的文字，这样描写阿桑奇，称他&ldo;头发凌乱，仿佛一个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妇人走在路上，身穿一件脏兮兮的浅色运动上装，配一条工装裤，里面的白衬衫也同样污秽不堪，足蹬一双破破烂烂的旅游鞋，肮脏的白袜堆在脚踝，身上的味道好似已经多日未曾洗澡&rdo;。

《纽约时报》对待美军泄密士兵切尔西&iddot;曼宁（当时还叫布拉德利&iddot;曼宁）也是如出一辙，执意称促使曼宁做出如此大规模的泄密，其背后的动机并非是坚持信仰或良知，而是人格障碍以及心神不定。

有诸多文章毫无根据地妄加揣度，从军队中的性别斗争到反同性恋歧视，再到曼宁与父亲的不和，这些都成了导致本次重大文件泄密事件的主要动机。

将持异议者归为人格障碍并非是美国的发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曾被送入疯人院进行例行&ldo;治疗&rdo;。

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发起人身攻击的原因显而易见。

若想让批评意见不那么行之有效，那么上述手法的确很好用，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与疯子或怪人为伍。

这种手法还可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当异见者被逐出社会，被贬为情绪不稳，则会令社会中的其他人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挑战现状的行为要有逻辑必然性。

对现状的捍卫者而言，现行秩序和主流机构都是公正合理的。

因此若是有谁提出不同见解，特别是当有人认为自己动机足够强大而采取极端行动时，显然势必是因为情绪不稳及精神错乱。

换言之，从广义来讲，人们有两种选择：或者对制度权威俯首称臣，或是采取极端措施与之抗衡。

既然前者是理智和正当的选择，那么后者势必就是疯狂和非法的举措。

在社会现状的捍卫者看来，仅仅把反对主流正统思想的极端举动和精神病画上等号分量还不够，极端异见本身就是证据，乃至足以证明该人存在严重的人格障碍。

这一算式的核心内容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认为与制度权威意见相左就涉及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一味顺从则不会带来这许多麻烦。

在这样的错误前提下，社会将会对异见者的行为动机投入极大关注，却无人对我们的制度机构有丝毫质疑，结果导致后者可以掩人耳目，继续我行我素。

对权威俯首帖耳被默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实际上，两种做法都关乎道德选择，两种行事方法能够揭示出相关个人的重要特点。

普罗大众大多会认为极端的反对意见体现出一种人格障碍，但其实恰恰相反：在面对严重不公的情况时，拒绝提出异议才是性格缺陷或道德缺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