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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戊戌变法（第5页）

从庆亲王奕劻的总理衙门出来后，当天下午，伊藤博文又来到了贤良寺，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老对手、老冤家——李鸿章。

伊藤见李中堂主要为了两件事，首先是台湾交割问题，虽然三年前就已经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已把台湾割给了日本，但因为各种交接工作的缘故，使得当日当时的明治政府仍没有把宝岛拿到手，于是伊藤前首相便代表了天皇，向李前中堂催促，问你们啥时候能把台湾拿来？

李鸿章说你不要急，总归是你们的了，赖又赖不掉，多等一两个月又有啥关系？已经是口中之物了，就不要再咄咄逼人咧。

而伊藤博文却说，虽然已在口中，但尚未下咽，总觉得不能安心。

然后两人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儿，觉得似乎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了，于是便自动转移到了第二件事上。

“中堂阁下在北方为朝廷打造了好一个番邦啊。”

伊藤博文非常开门见山地说道。

李鸿章脸色微微一变。

他知道伊藤博文说的那个番邦，是指俄国。

且说当年甲午，作为三国干涉还辽的领头国，沙俄帝国被大清帝国视为救命恩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去祝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老爷子开始逐渐跟俄国人走得近了起来，并试图联合俄国共同对付日本——同年4月，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其实李鸿章不是不喜欢日本，而是很忌惮日本。

老爷子从十几年前甲午还没开打那会儿就明白，总有一天日本会成为大清的头号祸患，在他眼里，比起日本，俄国要容易对付得多，所以面对联日还是联俄，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哪怕是付出沉重的代价也不悔改。

但显然这并非伊藤博文所能接受，撇开日本利益不谈，大家都是亚洲人，哪有跟着白人一起窝里反的道理？所以他试图说服李鸿章改变外交策略，但很显然，老爷子压根就不鸟这茬儿。

无奈之下，也就只好作罢了。

就在伊藤博文滞京期间，维新变法的形势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

9月16日，光绪帝在宫中召见了袁世凯。

此时的袁大人早已是不比当年了，自甲午从朝鲜归来然后目睹水师沉陆军灭，他便顿生振新之意，和康梁所不同的是，他袁项城的“新”

，那是有干货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袁世凯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光绪皇帝，结合了自己在朝鲜多年带兵经验，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其中以练兵为最重——除去纲领中那十二条以西洋军法练兵的建议之外，袁世凯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并认为“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也就是效仿德国。

同年12月，他的建议得到了光绪帝的认同，朝廷正式颁了旨意，将筹备新式陆军的重任交给了袁世凯，并将天津小站作为练兵的基地。

就这样，袁世凯带着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募集来的两千五百多名士兵外加原先定武军四千七百余人，进入了小站，开始了他的练兵生涯。

这支七千余人的军队，就是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重的北洋新军，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式陆军。

在练兵期间，袁世凯和维新党人来往频繁，不仅有给强学会捐过大把银子，甚至还和康梁等核心把酒言欢，据说在喝到畅快之处时，这哥们儿对康先生郑重许诺：“以后若有用得着世凯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维新党里头大多是书生，像袁世凯这种手握重兵的人当然深受欢迎，尤其是在慈禧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总抓中央兵权的时候，他袁项城更是显得弥足珍贵，被视为变法维新的利剑。

其实这次光绪召袁世凯前来，就是想要用一用这把剑。

虽然此时大清的维新已经搞了三个月有余，但这位年轻的皇帝仍是觉得无法放开手脚，他身边的人，也就是康有为他们告诉他，最大的原因在于慈禧。

正因为太后的隐而不退，才使得皇上的强国大业产生了颇多掣肘。

因此康先生认为，必须拉拢一名手握兵权之人，然后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对慈禧来硬的。

当然，这话的后半句，他是不会告诉皇上的。

于是，袁世凯就来了。

光绪很高兴，他先升了袁大人的官，命其为工部右侍郎，接着又说了很多鼓励的好话，总之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成为君王之剑。

不过袁世凯倒是淡定得很，皇上问什么，他答什么，赏什么，就谢什么。

没有一丝一毫多余的行为和表现。

9月18日，康有为来到了日本驻华公使馆，拜见了伊藤博文。

这位自比孔孟后来干脆以康圣人自居的康先生，在见到伊藤博文后，很破天荒地谦卑无比了一番，不仅态度极为尊敬，甚至还行了弟子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