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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黄裳先生的交往榆下夕拾代序（第7页）

。

（刘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版《闲话周作人》）但事实上并未办到。

这三部书中，《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手稿由康嗣群和师陀先生平分，而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手稿也归了师陀先生，后由夏志清先生收藏。

那么，黄先生所藏《鲁迅的故家·鲁迅在东京》手稿应也得之于刘哲民先生，记忆中这部手稿线装一册，保存完好，令人惊艳。

黄先生后来把这部手稿付拍，现在不知归何人所有了。

黄裳赠送作者的《过去的足迹》毛边本书影

张菊香、张铁荣先生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

之一。

我一九八七年四月收到编者赠书，编者送给黄先生的这套应是同时寄我的。

一九八八年

三月廿四日：“傍晚陈子善来，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又说编梁实秋、台静农集种种。”

这一年三月，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知堂集外文》第二种《四九年以后》已经发稿，同年八月岳麓书社初版。

所以三月廿四日访黄先生时，“畅谈知堂书编辑近况”

。

在编辑《知堂集外文》工作暂告一段落之后，我又起意编注《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和编选《台静农散文选》（一九四七至一九八九），黄先生听我介绍后，都给予了点拨和鼓励。

后来还专门写了《台静农散文》一文推介，认为台静农晚年散文“文字是淡淡的，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披着华丽的外衣，可是像一把吸饱了水的毛巾似的，随手披拂都是浓郁的感情的流溢。

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

黄裳先生日记摘录到一九八八年三月告一段落，我的回忆也到此为止。

当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了新世纪，我还多次拜访黄先生请益。

但从黄先生八十年代的这些日记，或已能清晰地显示他老人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

我那时的郁达夫研究、周作人研究、台静农研究等学术工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这不但可以他十年以后为拙著《生命的记忆》所写的序为证，也可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三言两语的日记为证。

从这些片段日记中，至少还有两点值得一说：

一、黄裳先生晚年常被友人以“沉默的墙”

相拟，访客往往与他“相对枯坐，‘恰如一段呆木头’”

（黄裳《跋永玉书一通》）。

但以我与黄先生上述交往的亲身经历，或可证明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只要话题投契，他也会打开话匣子，也会兴致勃勃地聊天，甚至谈到高兴处，也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

二、从黄裳先生这些日记，又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到像他这样的前辈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所思所想及所感兴趣者。

近年来许多文坛朋友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在我个人记忆里，像黄先生这样的前辈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创作重焕青春的过程。

由于他们的存在，由于他们仍未放下手中的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得更加难得，更加丰富多彩。

因此，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如果忽略或低估黄先生等一大批前辈作家的努力和贡献，那是极不完整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二〇一九年五四百年纪念后第三天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榆下夕拾》，齐鲁书社，二〇一九年六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