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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一切就绪后，本是她彻夜写作的时间。

她斟了两杯红酒，抱来一大堆《明镜》和《明星》，应我的要求，给我讲解德国传媒。

从杂志编辑部构成、栏目设置、封面故事、公众来信到定价和广告，龙应台不厌其详。

我们谈到凌晨。

早上，几乎没睡多久的她开车送孩子上幼儿园、上学，而后要赶去外地开会。

我请求和她同行，在半日车程的列车上继续交流。

有时，最鲜活的记忆，是印象而非实事，是气息而非逻辑。

对我来说，那次「访龙」，对我这十多年摸爬滚打投身中国新闻变革有莫大的意义。

「空堡」之行，更多的，是收获了一种状态：沉静，耐心，不懈。

我得到种子。

我看到西方民主曾有过的漫长而崎岖的历程（龙应台常建议到法兰克福的大陆朋友，去圣保罗教堂看看，那里是普鲁士议会政治策源地的遗址）;从「空堡」小镇看到民间小区的一角、看到教育和文化;当然我还看到这「活龙活现」的个人。

我十分敏感两岸同代人的差异，所以对龙应台的视野、她待人接物的举止、她在「妈妈作家」双重角色中表现的活力印象深刻。

就这样龙应台出现了。

她站在我们身旁，用温暖的目光为中国传媒加油，加入我们的群落，和我们一同生长。

这是日复一日的涓滴汇聚，一厘一毫的缓慢推进，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一九九八年，我主《南方周末》笔政，不到一年，就有十余篇「龙文」在我们的报纸刊出。

她谈电影，谈文学，谈环境，谈国际事务，一个核心是，谈文明。

她的文章，成为那一时期《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她甚至还曾来到广州，亲眼目睹我在报社夜班看大样，看我抓挠头皮，和宣传官苦苦周旋。

当我不再是《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她也不再是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感谢上苍!我们竟然又成为香港大学的同事。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adiaproject）的一位位访问学人--来自中国传媒的优秀记者、编辑们，成为她的新朋友。

他们在龙应台的家中看大海的豪雨白浪，沿九重葛怒放的小径一同行山。

朋友们尊敬她，却无须仰视。

她善解人意，明了他人的处境，体谅历史的封闭给朋友造成的缺损--知识的，性格的。

她更愿意倾听，对大陆的历史和现实充满探寻的兴味。

她总是说：「你告诉我……」「请你解释……」「我还不明白……」。

也就在这一遍遍的问询和信马由缰的交谈声里，她思绪飘飞。

卸任政务官后的龙应台，在大陆、台湾、香港和整个华人圈，引发了一次次更遒劲的思想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