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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序（第2页）

而要做到“全”

，就应该编入这位作家生前创作的所有作品，包括公开发表、出版的所有创作和已知的未刊稿、未定稿、未完成稿等；如有译作，当然也应包括在内；还应包括保存下来的书信、日记、题跋等。

至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的“少作”

，包括中学和大学的习作，如能搜集到，也应编入，以供研究他的文学发展轨迹之需。

杨绛大学时代的“散文习作”

《璐璐，不用愁！

》不也已编入《杨绛全集》了吗？虽然她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译文未能编入，难免令人遗憾。

总之，这位作家所有的各种文字形式的留存都应加以搜集，不加删改地编入，只有这样，才是尊重历史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对这位作家的研究也才会建立在全面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

如《郭小川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收入郭不同历史时期的“检讨书”

，《聂绀弩全集》（武汉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收入聂的历次“运动档案”

，《冯雪峰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收入冯“文革”

时期的“交代”

材料，等等，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做法，值得肯定。

这些本来是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只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常识，却并非每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能明白。

我想，宫立也是在研究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他之所以能专心致志，并持久地从事现代作家集外文和集外书简的发掘和研读，其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二〇一二年九月，散文家、书话家黄裳先生在沪逝世，拙编《现代中文学刊》拟刊文悼念，与宫立谈起此事，他说正好在查阅旧报刊时见到黄裳先生的集外文，于是就让他整理，他写出了《略谈黄裳的三篇集外文》，刊于同年十月《学刊》第五期（后来扩充为本书所收的《略谈新发现的来燕榭早期集外文》）。

这应是宫立正式发表现代作家集外文整理文章之始。

从那时至今，整整七年过去了，他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尤其他较早充分利用数据库和网上拍卖信息而不断拓展搜集路径，以至收获不断，这本书就是他的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他在当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青年学者中，也获得了“宫集外”

的美称。

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实在人数众多，从文学史角度考察，成就有大有小，因此，并非每个作家都能出版全集，许多作家恐怕出版几卷文集或一册选集，就足以显示其文学成绩了。

那么，对这些作家，搜集其集外文或集外书简，又有多大意义？这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即便是重要作家，新发现其一篇小说、一首诗或一通书简，是否就会影响到对其总的文学成就的评价？这又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些问题，我想，宫立一定也在认真思考。

但不管怎样，如果有更敏锐的文学史视野，有更准确的学术判断，还有更扎实的文本分析能力，那么现代作家集外文和集外书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就一定会减少随意性，更具学术性。

宫立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预祝他今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长途上步伐更加稳当坚实。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原载《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