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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欧洲一方面曾是对世界进行恶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被宰制的民众，也只有在拿起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时才可能从欧洲的宰制中解脱出来。

&ldo;9&iddot;11&rdo;惨案发生后，莫兰在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对西方以外的受害者寄予莫大的同情。

在同笔者的一次谈话中，莫兰表示：&ldo;对于自己痛苦十分敏感的西方，对于别人的痛苦却是麻木不仁甚至毫无怜悯之心。

对世贸中心的三千名死难者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对死于轰炸的阿富汗平民和对巴勒斯坦的无辜受害者的无动于衷形成鲜明对照，这正如历史上西方对包括广岛在内的非洲与亚洲的死难者毫不动情一样。

&rdo;莫兰是希腊裔的犹太人，其批判的目光也不绕过自己的民族。

2002年6月他曾在法国《世界报》著文，强烈批评以色列忘记了过去所受过的迫害和屈辱，而今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比自己更为弱小的巴勒斯坦民族。

作为法国当代颇具盛名的思想家，莫兰善于捕捉时代变动背后的文化信息。

这一点从他对当今欧洲联合工程的论述中看得十分明显。

他认为，欧洲对人本主义的质疑不仅动摇了欧洲中心论强势话语，也助长了虚无主义的兴起。

欧洲文化从19世纪末期开始进入了新一轮从虚无到毁灭的循环。

而当今的欧洲建设则正是建筑在对虚无与毁灭的认识之上的所谓欧洲新意识。

欧洲新意识是对欧洲自身文化、能源、经济、人口、道德、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脆弱性的认识，是对纳粹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省。

欧洲新意识既包括对自己脆弱性的认识，也包括对本身深厚文化积蓄的认识，既是对欧洲各种力量，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的认识，也是对各种力量必须共存的认识。

同当今不少思想家一样，莫兰对欧洲联合社会工程的前景并不持特别乐观的态度，但他却深刻地指出了欧洲建设上的一个令人回味的悖论：欧洲建设是要走上联合之路，但这条路的最重要的共同基础却是因为欧洲有一个冲突、分裂和战争的过去！

换言之，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够启动并从经济联合迈向政治联合的动力仅仅是为了避免血与火的历史的重演和共同毁灭的悲剧！

这是莫兰在此书中所谈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路。

这是欧洲痛定思痛的文化自觉，也意味着前路充满风险！

正如中国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欧洲的一面镜子一样，欧洲也应该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在欧洲人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变动不居，迷雾重重，忽而神秘，忽而新颖，既可能是希望之源泉，也可能是噩梦之渊薮。

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从中国的悠久纪年史和儒家文官制度里看到了欧洲时间与制度的边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iddot;斯密却在英国生产效益的提高中看到了中国的停滞。

此后，欧洲关于中国的&ldo;睡狮论&rdo;、&ldo;黄祸论&rdo;、&ldo;威胁论&rdo;，循环往复，潮起潮落。

欧洲今天关于中国的知识，自然不能与18、19世纪同日而语，但是，对于欧洲来说，中国是唯一未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而成就不凡的另一条文明之路，仅从这一角度，中国将永远是欧洲文化的有价值的参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