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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第2页）

这大概是为什么我们碰上的土耳其人都说，我们都热爱基马尔的解释。

基马尔于1938年逝世，他1934年获得土耳其之父（ataturk）的称号，现今不仅其塑像随处可见，且人皆称其为土耳其之父，似乎他的真实姓名已被遗忘。

同中国近代的革命反复、左右折腾比较起来，土耳其人保住了基马尔留下的现代基业之遗产，比我们少走了弯路。

不过，基马尔主义是于战火中出生的，其血液中潜伏着暴力的基因。

这是为什么直到目前，土耳其民主体制仍然难脱军队监控的名声的原因。

1960年、1980年军队两次政变，1997年军队再次干预政权，迫使伊斯兰激进力量退出联合政府。

军队自称是基马尔主义的捍卫者，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卷入世俗政权。

从一般意义上讲，民主政权不仅应该是世俗的，军队也应服从文官政府，这也是目前欧盟要求土耳其加入欧盟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

然而，土耳其是一个后进国家，尤其是一个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国家，军队坚持世俗原则，也许是防范社会重新伊斯兰化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处于欧亚之间、东西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土耳其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较中华民族尤烈。

近年来，土耳其大踏步向现代社会迈进，加快了融入欧洲的步伐，各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普遍感到文化与精神撕裂，伊斯兰激进势力于是乘虚而入。

1996年伊斯兰激进势力取得大选胜利被军队逼下台后，去年提前大选上台的则是温和伊斯兰势力，证实了伊斯兰力量坚忍而持续的回升。

在一个名叫古吉尔的小镇，一位法语十分流利的餐馆老板告诉我们：土耳其军队已十分腐败，国家预算有一半被军队占用。

不过，抵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没有军队也不行。

欧洲的光明

然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土耳其这种激进西化如果也是一种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目前这一道路有否通入阿尔及利亚陷阱之忧？阿国1991年底大选第一轮投票，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救世阵线获得多数票，旋即被阿尔及利亚军事当局镇压。

军队镇压与原教旨主义暴力恶性循环，阿尔及利亚至今未能走出这一历史怪圈。

不过，土耳其受惠于来自欧洲的光明。

没有欧洲市场，土耳其经济将无法振兴，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土耳其将快速投向激进伊斯兰的怀抱。

如今的温和伊斯兰政府，全力争取加入欧盟，给人带来希望，然而，假如欧盟拒人于门外呢？以土耳其的人权状况、库尔德民族问题、军队干政等为由（这些都是正当的理由），欧盟最终难以接受土耳其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没想到，土耳其一行之后，我却不得不在心中默默地为土耳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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