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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激荡，酿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苦果。

回望历史，人类寻求和平，为什么收获的却是战争？难道和平与战争本身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有没有可能从战争与和平的旋涡中超越出来，构筑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关系模式，从而永久告别战争？

这正是欧洲联合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模式、追求主权共享的意义。

欧洲联合之路是一条寻找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模式，重塑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之间交往规范的超越族群，超越民族国家甚至超越宗教、文化的探索之路。

欧洲联合的历史实践，使人类看到了跳出暴力、专制、战争、霸权的历史循环的希望。

以法德和解为例，没有欧洲联合的大框架，没有超越民族利益的大设想，没有建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的大目标，法德的历史性和解是难以设想的，或者即使和解也难以巩固。

显而易见，如果法德和解模式可以作为中日关系的借鉴，欧洲联合也可以作为21世纪处理世界各国关系的模式参照。

对于处于国力上升阶段的中国和亟须重新调整战略平衡的亚洲说来，欧洲超越战争与和平的旧模式，锻造全球关系新模式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将这一话题引入国人的视野，开创欧洲与亚洲、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空间，正是我们创设中欧社会论坛的要旨所在。

第四个层面是从超越近代与全球共治的角度来认识竞争和驾驭竞争。

按照科桑德提供的思路，从希腊城邦的地理竞争环境到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再到欧洲尤其是西部欧洲的地缘文化发展轨迹，欧洲文明的演进遵循着某种十分特殊的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发展轨迹。

我们今天即使假设这一设定成立的话，这也只能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具有意义。

今天的世界无疑已是一个多元的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的世界。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将中国、欧洲、美国、巴西、印度等地缘板块通通纳入一个多足鼎立、互相制约的大框架中。

如今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也不过即是当年希腊时代的爱琴海、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时代的地中海罢了。

换句话说，全球化开创了一个世界各大文明板块得以平衡鼎立、相互竞争的地缘政治空间，为全球各大文明区域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给欧洲和中国两个文明区域同时提出了挑战和提供了机遇。

机遇是中国曾经缺乏的有利于动态平衡的政治稳定的地理条件由于全球化获得了补充。

加入世界性的竞争应该可以有效地根治中国大一统传统所带来的惰性。

对于欧洲说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加入竞争，也可以成为制约无节制扩张冲动的重要外部限制因素。

挑战则是，今天全球性的竞争如何避免重演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历史悲剧。

如何驯化主权？如何把握竞争？如何将竞争化成世界的福祉而不是世界的灾难？如何将追求霸权的竞争变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对话与合作？如何从地球生态和人类永续发展意义上超越狭隘的追求经济增长的竞争？如何扬弃发展主义？从吸取中西文化演进异同的历史教训的角度，回应上述挑战的关键是既须鼓励竞争，又必须规范竞争；既充分利用竞争的动力，又避免竞争的恶性后果。

剩下的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规范化的竞争是否可能？欧洲联合所开创的通过协商、对话、和平、渐进而确立规范认同的模式应该已经为我们的时代从在世界范围内规范竞争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