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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

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

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　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

，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

。

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

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

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

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

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自己还有猪场，每个月能吃一次炖肉。

对于我们这些活动量大的小伙子来说还是不够。

在困难时期，饥饿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哦，那没什么，为了减肥我有时也会饿自己一顿的，是有那么点不好受，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多年的饥饿和食品匮乏，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一个遥远的噩梦：不再可怕却挥之不去，可以回忆却难以言传。

我们那时好像是一群饿狼，寻找任何可以放进嘴里吃的东西。

收水稻劳动的间隙，有一样工作是要抓紧的：将一支稻穗放在手里来回地搓，搓出米后小心地把稻壳吹掉，然后将米粒倒进嘴里，那新米嚼起来味道很香。

这种“手工碾米”

的效率很低，一次最多也就二十几粒，那可是我们劳动时重要的加餐。

如果不是收稻子，我们也能找到加餐的东西，因为农场里有的是农作物。

萝卜、白薯，从地里挖出来用手擦擦泥就吃；灌浆的玉米棒子，半青半紫的茄子，摘下来就大啃大嚼；周末几个人合伙在水田里捉青蛙，当场开剥，然后用铁桶架起柴火煮了沾盐吃，几乎连骨头一起咽；我们还烧烤过蚂蚱、知了，不是为了寻求美味，而是为了填充老是空虚的肚子。

如果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吃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会餐”

，在美好的想象中咽着口水，慢慢入梦。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能够一口气嚼完二两糖块，一口气吃掉半斤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制“月饼”

。

那是“个人购货证”

每月的定量：二两糖半斤点心；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营养大餐。